馬英九好自吹自擂，突出陳水扁政府與美國的爭執，強調他重修與美國關係，雙方恢復互信，同時他的「兩岸政策」帶來台海「和平紅利」。但事實顯示馬政府的作為，讓中國得寸進尺，加緊進逼，正引起華府另類不信任問題。

華府的疑忌在馬英九配合中國要打破東亞地區現狀，和美國出售的軍備技術機密可能流到中國。

在法理和事實上併吞台灣是中國的戰略目標，其重點在去除台灣兩個主權國家的象徵：外交與國防。馬英九的屈從，已使中國把台灣的外交凍結，並不斷製造先例，使台灣國際活動必須在中國同意的一個中國框架內進行，造成台灣香港化。

現在中國要斬除另一象徵，即嚇阻中國武力併吞所必須的國防。台灣國防靠美國軍售，而美國軍售是美、中建交談判所未能解決的問題。

面對美國政府堅決態度及國會通過「台灣關係法」，中國元老鄧小平只能要求美國軍售「不要太過分」。但中國要制止美國對台灣軍售的目標未變，現在它把馬政權誘入一個中國架構，並趁「崛起」之勢，進一步要斬除台灣安全命脈。

在美中政治、經濟關係熱絡之際，中國不惜以對台軍售為藉口，高姿態取消雙方軍事交流，而且長期拒絕恢復，粗魯的拒絕美國國防部長蓋茲訪問，它短程目的在逼歐巴馬政府不要出售F-16C/D給台灣，長程目標則在一勞永逸逼美國停止軍售。

雖說美國政府依「台灣關係法」有義務提供台灣防衛所需，而且美國對台灣軍售幾十年從未中斷，但它的反應卻不能讓人放心：一方面歐巴馬政府對出售F-16C/D仍在拖延；另一方面美國正式對國民黨退役將領以「交流」為名，奔走北京，與中國老軍頭親熱「交流」，扯「互信」機制，表示關切。

如此反應，有中國壓力的因素，也有無法信賴馬政府的因素。所謂中國「學者」在經濟合作協議簽字後即拋出軍事互信機制，其目的當然是要藉此去除台灣的國防，特別是制止美國對台灣軍售，讓「台灣關係法」名存實亡。

馬英九喊「不統、不獨、不武、維持現狀」的口號，但在真正關心台灣安全的美國友人看來，他的作為沒有台灣國家目標，而是盲目衝上被中國併吞之路，這不但危害台灣安全，而且是在打破東亞現狀，衝擊美國戰後的東亞安全體系。

美國需要給中國「崛起」的空間，但不容中國的崛起打破地區現狀。美國堅持台海爭端要「和平解決」，反對「片面改變現狀」，歸根究柢即在「維持現狀」，保持勢力均衡。同時，美國政策假定，在它反對武力改變現狀的保障下，台灣人民不會自願接受中國的和平併吞，現狀得以保持。

這個假設在本土政權執政時可以成立，台灣人民與政府都堅拒中國併吞的圖謀。美國希望「兩岸」交流，以緩和台海緊張，本土政權也願把交流當手段，只是不能接受「一個中國」原則的條件。但在馬英九政權的屈降政策下，美國的假設卻不能成立：馬政府不顧民意，強行要把台灣併向中國。

本土政權的國家政策目標明確：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名稱可以彈性；馬政府既否定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又用不三不四經中國同意的名稱。「中華民國憲法」規定總統「對外」代表「中華民國」，但他見了中國特使卻變成滿街都是的「先生」，和中國一個「區」的領導人。

「一個中國」原則是中國法理併吞台灣的關鍵設計，馬政權卻樂意陷入這個圈套，接受中國對台灣主權的主張，以換取亡國的「和平」。中國目標在「和平併吞台灣」，絕不以「維持現狀」為滿足，必然節節進逼，要「解決台灣問題」，而制止美國對台灣軍售就是直指台灣安全的罩門。

美國為維持地區的穩定，在不同時期，對台灣有不同性質的約制。它因反對蔣介石「反攻大陸」與「漢賊不兩立」的思維，而常生摩擦；蔣經國堅持「三不」政策，符合美國維持現狀的利益，獲得美國及台灣人民的信賴；李登輝和陳水扁兩個本土政權，希望以交流為手段消除中國敵意，達到在現狀基礎上自立門戶的目的，美國受中國壓力，以維持現狀為名，干預台灣「法理獨立」，致彼此屢生嫌隙。

現在馬政權的屈降政策，給美國帶來另類挑戰：馬政權屈從中國，使台灣有被中國併吞、東亞現狀受到破壞的真正危險。如此現狀改變將直接衝擊美國在地區的重大安全利益。儘管馬政權向北京叩頭，表面上降低台海緊張，減少美國捲入台海衝突的危險，卻可能因為台灣被中國併吞，使美國的戰後安全體系受到嚴重破壞。

馬政權的作為使美國對台軍售失去立場：美國軍售是建立在它並未承認中國對台灣主權的基礎上，馬政權陷入一個中國原則，將使美國軍售在法理上更難立足。另一方面，美國在「八一七聯合公報」承諾，要依台海情勢的緩和，逐漸減少軍售。現在中國、馬政府、美國都承認台灣情勢緩和，對台軍售的說詞便嚴重削弱。

嚴重的問題不只是美國行政部門態度猶豫，連國會支持對台軍售的熱情也劇減。儘管國防部年度報告，對中國建軍威脅的警告不斷，國會議員敦促軍售的聲音卻越來越微弱。很明顯的，國民黨不知自衛，反軍購於前，馬政權自尋死路倒向中國於後，美國出售軍備的技術機密又難保不洩漏給中國，國會還有什麼理由一頭熱？

中國處心積慮要斬斷台灣安全之根，而馬政府不重國防，還配合中國要改變地區現狀，華府對馬政權疑慮頓生，馬英九卻還自以為與美國的關係比李、扁時期更好，他是不分死活，拿錯了衡量台灣重大利益的標準。

（作者王景弘，資深新聞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