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蔡石山著：「李登輝與台灣國家認同」 王景弘
美國各界知道台灣民主化成就的人多，知道李登輝及他對台灣民主化 貢獻的人少。李登輝成為美國媒體熱門新聞人物，通常是因為他為建 立台灣主體地位的努力，引起中國的抓狂咆哮。
美國學界以研究「中國」為專業的學者，對李登輝的瞭解或評價，也 和台灣內部一樣分成兩派，支持民主理念，認同台灣人民自由選擇權 利的學者，敬佩李登輝為「民主先生」，「台灣民主之父」; 不認同 台灣，抱大中國主義思想，和過去靠國民黨，現在靠中國援手的人， 便指李登輝是「善變、受爭議」和「惹麻煩的人」。
對李登輝持不同看法的人，至少有一個共同點：李登輝既是「爭議性 」人物，他當然不是一個面面俱到的「圓滑」人物。李登輝公開的立 場隨時機在演變，但對此嚴詞批評的人，又何嘗不是因為權位的得失 ，而演出「反共」變「投共」的醜劇?
李登輝的變與不變，他自己在「台灣的主張」一書有坦率的陳述，這 本書曾譯成英文在日本出版，但在美國分送時，卻受到國民黨舊官僚 的積壓抵制。英文本「台灣到民主之路」，對美國人而言，屬外國政 治人物自述，讀者自有其局限性。
事隔多年，任教阿肯色大學的蔡石山教授，以歷史學家的專業才能， 出版「李登輝與台灣國家認同」 (Lee Teng-Hui And Taiwan’s Quest For Identity)，以李登輝成長及主政背景為座標，論述台灣 歷史的複雜變化，給美國提供一本嚴謹的學術著作，對英語世界瞭解 李登輝與台灣政治變革有重要幫助。
蔡石山在戰爭結束前出生，也歷經童年「日本人」、身不由己的「中 國人」、「美國人」和「台灣人」這些奇特的身份與認同危機。台灣 有人說他們不能理解李登輝的「善變」，「日本人、中國人、台灣人 」，但李登輝身受的這種歷史悲情，對蔡石山這一代人來說卻是不言 而喻。在李登輝身上，我們看到的是自己父親、叔叔、伯伯「奧吉桑 」的身影。
蔡教授在六十年代留美，專攻明史，曾由華盛頓大學出版「永樂皇帝 傳」，以永樂為軸心，探討明朝一段盛世，在美國明史學界居主導地 位。這本新著則以李登輝為主軸，敘述台灣島民在歷經外來政權高壓 統治，堅忍奮鬥，從任人擺佈的邊陲與殖民地地位，尋求建立民主國 家的艱苦歷程。
依蔡石山的歷史觀察，李登輝可說是台灣複雜多變歷史的產物。李登 輝的性格反映的是台灣在歷史上身份任人擺佈所塑造的屈從、忍耐、 反抗、待機求變，尋求主體意識的艱苦與複雜歷程。
漢人移民台灣，爭奪原住民的田地，對原住民是欺壓。鄭成功帶他的 漢族殘兵到台灣，揚言要「反清復明」 (反攻大陸 )，曾幾何時手下 政客樹旗降清，台灣原住民與漢族難民身不由己，被納入滿人統治。 待清朝敗在日本手下，滿人把台灣「割」給日本，台灣的漢人有的回 去繼續接受清朝統治，大部份留下來接受日本殖民統治，其間也有反 抗運動，但大部份人還是接受現實。
李登輝出生時，台灣在日本統治下已經二十八年，他受日本教育，卻 發現台灣學生與日本學生受不平等的待遇。在家講台語，在學校講日 語，至皇民化政策施行，還要非自願的改名換姓，這是李登輝，也是 台灣的身份危機。李登輝常說自我認識與反省，要從最簡單的「我是 誰」問起，不是沒有道理。
但李登輝面對的身份與認同危機並不只一次。他受日本教育，當過日 本兵，在京都帝大讀了兩年，日本戰敗，他便回由中國佔領的台灣， 面對台灣和台灣人的新身份危機。一個外來政權換另一個外來政權， 台灣人民並沒有發言權。日本外來政權的不公平待遇結束，中國外來 政權新的不公平待遇又重新開始，少數統治多數，歷經半個世紀。
蔡石山的敘述，李登輝在新外來政權下的遭遇更曲折和矛盾：他在國 民黨的學制下再讀兩年大學，完成學業。在「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 怖期間，他是倖免於難的受害人。但他沒有像他的同輩好友彭明敏教 授一樣加入對外來政權抗爭的反對運動，反而成為「只有蔣經國才敢 用的人」，在國民黨政權內外受挫，開始走「台灣化」路線時，加入 國民黨政府，最後還成了「中華民國」台灣化後，第一位台灣人總統 。但他處理「中華民國」的台灣化，引起外來政權舊勢力的反撲，最 後他被國民黨掃地出門，自此李登輝更為台灣的主體性拼命，而舊勢 力不認同台灣，一再被選民所棄，外來政權原形畢露，從反共變公然 投共。
李登輝從任總統初期受民進黨批判，後期接納民進黨的改革主張，到 卸任後得到民進黨的喝采，成為本土意識者的英雄與精神領袖，和受 到舊外來政權勢力謾罵，其變化不可謂不大，對這種演變，蔡石山用 基督教贖罪的說法來解釋李登輝的心理。李登輝親歷「二二八」及白 色恐怖，他知道國民黨這個外來政權愧對受害人，既然他已經成為政 府的最高領導人，在良心上他有責任對歷史的錯誤道歉，並由政府提 供賠償，以彌補歷史的傷痕。
蔡石山也認為因為李登輝進入國民黨政府，作為其「重用台灣人」的 象徵，在當年「黨外」抗爭越激烈，李登輝在國民黨的籌碼益高，更 受蔣經國重用。換言之，李登輝在國民黨內的升遷，多少得力於「黨 外」的抗爭與坐牢。因此，李登輝退休後，以贖罪的心情，全力奉獻 台灣人民所尋求的目標。
李登輝是否有此心理，並沒有証據，也難以斷言。也許這是因素之一 ，但未必是決定性因素。依我個人觀察，李登輝的理想始終如一，他 公開立場的演變，虛虛實實，主要視客觀環境的變化。
蔡石山提到李登輝在舊制淡水中學嗜好劍道運動，我相信劍道精神影 響李登輝的行事風格：劍道需要精神集中，需要忍耐，需要步驟，需 要迅速判斷對手的弱點，更需要掌握出手的時機。輕舉妄動只有讓對 手有施加致命攻擊的機會。
李登輝處事有紀律，有步驟，我相信他公開立場的表述，重在遷就環 境，隱忍不發，等待出手的時機。一九八八年九月間，我回台北，曾 見李登輝總統致敬，其間談及開放與中國交流問題，他有兩句話令我 印象深刻：「有些事情，時機未到，話不能說得太清楚」，和「誰是 吳三桂，誰是施琅，我們很清楚。」前一句話指的是一邊一國，後一 句雖未指明道姓，但也說出「我們」與「他們」目標不同。
實際上，李登輝在「台灣的主張」一書，也透露他的心路歷程，他說 一九九喩年競選總統，主軸並非「台灣」，也非「人民」，而仍是神 話的「中華民族」。一九九六年大選，才提出「主權在民」的主張， 要傾聽人民的聲音，貫徹民主改革。如此推演，一九九九年有「兩國 論」的提出，並非意外，待他卸任總統，不受職務限制，進一步推動 制憲正名，理路一貫。正如他在華府的解釋，他當了十二年「中華民 國」總統，不管多努力，國際社會就是不承認「中華民國」。既然國 際社會都以台灣稱呼我們，那我們不妨務實的制憲正名。
李登輝在成年目睹新外來政權腐敗、落後、缺乏效率，要強迫他再改 變身份，認同這一個新外來政權，實難以甘心。新外來政權的灌輸教 育，要強迫台灣人「做中國人」，承受「中華民族」受過的恥辱。但 李登輝這一代受到國民黨的灌輸教育最少，與以後受升學考試壓力， 死背「中國」歷史的世代，在觀念上便有極大差別。蔡石山引述李登 輝的自述，他對中國史的瞭解，主要受台北高等學校鹽見的指導。鹽 見批判性的教授中國歷史與文化，這和國民黨的教材及教法自不相同 。此外，李登輝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瞭解，也得力於胡適、郭沫若及 魯迅的著作，胡適留美，而郭沫若與魯迅都留日，對中國歷史、文化 都持批判的態度，使李登輝對中國歷史、文化有獨立的判斷。
造化弄人，李登輝的人生歷程，也是台灣在外來政權統治下尋求主體 與認同的縮影。這種歷程有反抗，有屈從，有開創，充滿曲折與矛盾 。有的機會被錯失，新的機會正待把握。在李登輝領導下，台灣已經 建立民主、主權在民的機制，台灣人民應珍惜，國際社會應尊重。蔡 石山的新著，可幫助英語世界人士瞭解台灣在擺脫外來統治，建立主 權國家的崎嶇道路，也可幫助像李登輝一樣加入外來政黨的台灣人自 我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