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經驗：馬照跑、舞照跳、官照作 王景弘

中國「最後皇帝」鄧小平，當年提出「一國兩制」處理香港問題時， 要表現他對香港人的認識，與體恤庶民的胸懷，強調「一國兩制」沒 有什麼好可怕，香港人可以維持資本主義制度，馬照跑，舞照跳，五 十年一切不變。

他少說了一句話：不管香港人民對北京指派的「特首」滿不滿意，只 要北京滿意，「特首」官便可以照作。他不必對香港人民負責。

親中政客與媒體跟著北京的音樂，把「一國兩制」歌頌為鄧小平的天 才發明，甚至把它視為中國併吞台灣的可用模式。

但六年之後，香港「回歸」的一國兩制，被香港人認為失敗，不能讓 香港人滿意。北京要求其欽定特首與立法局通過約束自由與人權之安 全法所引起的五十萬人大示威，戳破以一國兩制處理香港的一些基本 假定：香港人已經習慣殖民統治，只要有錢賺，聲色犬馬，揮霍無度 ，別無他求。香港人並不關心政治，北京可繼續新殖民統治。

香港的大部份土地，因為租借九十九年大限期滿，被中國收回是無可 奈何之事，當時還有人天真的以為中國真會讓香港維持自由與自治。 甚至還有人以為可以利用香港的自由與法治，促使中國變得更像香港 ，而不是香港更像中國。事實推翻這些欺騙自己的幻想。

要馬照跑，舞照跳，沈迷於聲色犬馬的第一個前提是「錢照賺」，但 香港成中國領土之後，「錢照賺」的前提並不能成立：一些聽命北京 ，與當權派有特殊關係的大商人，可以錢照賺，但一般薪水階級卻是 好景不再，連就業都成問題。

中國仗著它廉價、無窮盡勞工和土地，在所謂「全球化」聲中，成為 吸收外資、外來技術及生廠的大黑洞，香港的工廠遷到中國特區生產 ，而一些金融服務事業也被上海吸引過去。香港原來享有觀光客購物 中心、金融中心的優勢盡失，房地產價格直落。

特首董建華是北京欽命大臣，形式上是由北京所指定之立法局所選出 ，立法局成員以北京中意的商人居多數，董建華並不可能採取勸阻商 人「北進」，或遷移上海的措施。他並不是對香港人民負責，而是對 北京負責，香港人民對來主政並沒有發言權。如此一來，香港經濟肥 了大商家，卻苦了薪水階級、工人及小商人。

親北京的香港政客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安全條款所引起的抗議示威， 還以淡然方式，認為「應多談經濟，少談政治」，只要經濟成長，社 會便可以穩定。這種說法基本上就是要香港「學」中國，只搞經濟開 放，不准搞政治改革。那也是鄧小平的觀點，老百姓只要有飯吃，就 不會造反。

但是，香港的經濟條件如前述，他們並不能像英國殖民地時代，只談 經濟，不談政治，工廠、科技並沒有現在這樣失血，而海外市場仍居 優勢。現在即使不談政治，北京的政治仍襲人而來。北京既承諾香港 一國兩制，卻害怕香港成為顛覆中國的溫床，在中國被禁的團體，如 法輪功，可以到香港活動，對抗中國。它要強行約束，禁止其活動。

董建華對北京如此指令，先是想強行過關，繼又表明可以略作修正， 以緩和香港人情緒，最後還是以拖計，答應暫不如期提出。五十萬人 民大示威，至少先換得董建華延期提案的讓步，但這絕非全案打消。 他只是在等待時機，不在香港人民氣盛之際闖關。

北京可以不顧香港人對董建華的不滿，仍提名他再幹五年，它也不會 因為香港人民大示威，便改變主意，不再提議安全法條文。很明顯北 京耽心香港大民大示威會給大陸人民帶來啟發性作用，它的宣傳媒體 對示威抗議完全封殺。但是網路時代，北京的香港示威新聞的封殺， 反而只會加速其傳播，使北京的「信譽」再次受創。

香港有人要求董建華下台，但這並不能解決香港最基本的體制問題： 香港人自己不能當家作主，香港沒有主體性，它名為「自治」，實際 仍聽命於北京，去了一個董建華，北京任命的也只是另一個董建華， 新的董建華還是承北京之命辦事，而非對香港人民負責。

北京要表現其政治「民主化」，常以村長開放選舉作宣傳，但對中產 階級已經成熟，教育程度高的香港卻不容其人民自己選出特首。如此 現象也打破中產階級成形後，政治會走向民主的樂觀論點。沒有自主 性的香港，行政、立法乃至司法都受制於北京，而北京對內仍保持經 濟開放，政治緊縮的政策，並未因經濟成長而改變一黨專政的態度。

香港人過去表現政治冷漠的被殖民心態，只要有錢賺過日子就算了。 但他們抗議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熱烈，反映他們強烈的正義與理想。這 次為反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而進行的五十萬人大示威，進一步証明香 港人對政治並非不關心。

作為英國的殖民地，香港人不談政治，但在經濟上可維持相當的主體 性，不致被中國強力吸收，現在美其名為「回歸」，「自治」，但政 府效率不及前，而政策不能違越北京的利益，香港制度五十年不變是 空話。香港的經濟及政治條件都在往下沈淪，新的變化是香港更像中 國，而不是中國更像香港。香港人不能掌握自己命運的挫折感，只會 增強他們對政治體制改革的關切。中國將要面臨日益嚴重的「香港問 題」。